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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斯一：既远又近的古典学
这样阴差阳错地进了古典系，才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谓古典系，就是培养“古典学家”的机构，古代哲学只是它下属的一个专业，而且不是最重要的专业。在古典系的专业分组排序中，A组是文学，B组是哲学，C组是历史，D组是艺术和考古，E组是语言学，X组是所谓的“跨学科”[1]。文、史、哲当然是古典系的主体，其中，古典文学专业对于语文学功底的要求极高，该专业所有的学生都很鄙视亚里士多德的希腊语；古代历史专业对于古代世界各方面的知识如数家珍，该专业的学生倾向于认为，不了解柏拉图对话录中各种典故的来龙去脉就是没文化。相比之下，哲学专业虽然（按理说）承载着西方古典文明最高的精神成就，但是本专业人士绝不敢自诩为古典系的顶梁柱，反而常常需要就某个小词的微妙语气或者某个城邦的具体人事，低调地请教文学和历史专业的同事或同学们。这当然不是说哲学专业在古典系是个边缘学科——哲学排在B组，至少稳坐第二把交椅嘛。不过，在古典系读古代哲学，和在哲学系读中世纪哲学和现代哲学，感觉上多少会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在哲学系，无论你研究的是多么前沿的课题，起码的哲学史知识还是得具备的。不是俗话说整个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吗？没有读过正文如何研究脚注呢？但是在古典系，古代哲学更多是被视作古典文明的一部分，而不是哲学史的一部分；老师更希望学生能够将古典学的各个领域融会贯通，而不是将哲学史的脉络前后贯通。从古代哲学的历史地位来看，这个倾向似乎是非常自然的。研究剑桥柏拉图派的学生必须阅读柏拉图，但研究柏拉图的学生完全不必了解剑桥柏拉图派嘛。
[1] 古典系称各专业为“核心小组”（Caucus），如A Caucus (Literature)， B Caucus (Philosophy)，等等。本科生除了古典语言和文学必修之外，还要选修两个或以上的专业组。
然而，这个差异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我正是以哲学史的路数从现代哲学回溯至古代哲学的。我在北大哲学系的本科专业是外国哲学方向，毕业论文写的是海德格尔，随后进入宗教系读研，硕士论文写的是奥古斯丁。临近毕业的时候，我才开始学拉丁语和希腊语，用两篇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习作争取到了古典系的博士项目，博士入学的时候还只能对照译文勉强读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对古代历史和艺术也所知甚少。于是，刚到剑桥古典系的时候，我和身边的老师同学聊天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您讲的这个我还不太熟悉，我不是从一开始就对古典学感兴趣……”。我在剑桥古典系的头一年过得异常辛苦，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一方面要恶补古典语言，另一方面要尽快适应从哲学系到古典系的转变。好在这段时间过得飞快，一句句硬啃修昔底德的长难句，稳定参加研讨会和读书会，和老师同学变得熟悉，聊天与讨论更加顺畅。渐渐的，古典世界自身的魅力也随之呈现出来——无须哲学史的干扰、忘记中国人的身份，古典作品的穿透力消融了时空和文化的隔阂，仿佛让我心甘情愿地迷失在一座异常瑰丽的花园之中。我开始读悲喜剧、荷马史诗，去听艺术方向的专业课，甚至一度迷上了古希腊医学……现在回忆起来，那段时间虽然辛苦，但是给我的感觉却更像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行，遇见了无数美丽的风景。
这大概是出国留学——尤其是留学读西方古典学问——应有的经验吧，可惜它并不长久。或许我应该说，幸好它并不长久，否则我的博士论文就难以按时开题了。真正到着手构思和写作论文的时候才发现，我曾经一度想要卸下的哲学史包袱和我作为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背景，其实是非常宝贵的资源。这份资源的意义简单说来就是：距离感。恰恰因为带着一些现代哲学的知识和一些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和预设，我不太容易认为西方古代哲学的任何学说是理所当然的，特别是看似讲什么都四平八稳的亚里士多德，在我眼中却是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哲学家，尽管他的许多古怪想法被他迷宫般冗赘枯燥的语言风格遮蔽了……这种距离感显然有利于写博士论文，因为它会揭示出文本当中的问题，有问题才有写作的切入点。反过来说，恰恰是基于作为一个中国人学习西方现代哲学所遭遇过的充满困惑的隔阂，我又常常感觉到，西方古代哲学所守护的那个人性与自然完整通彻又带着笃定的秩序感的世界，反而比本科时代迷恋的带有强烈游牧气质与荒芜美感的存在主义哲学，更加切中我内心深处那些来历古老的诉求。因此，我所感到的那种距离感是一种既远又近的距离感。
古典哲学之于我，就是这样一门既远又近的学问。说它远，一方面是因为它年代久远，而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太多变化，另一方面，它总归是另一个文明的传统之根，即便在全球化的今天，所有文化之树的枝叶看似都缠绕到一块儿去了，但是各自的根还是扎在不同的土地上。但它又是近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的许多理念影响深远，到今天仍然支配着西方现代性的某些内在逻辑，从而也就支配着愈加现代化的中国文明的某些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它毕竟是一个源头，是人类进行精神反思和构筑文明理想的一个原初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其他类似的原初形态之间总会有一些深层的通约之处，就像两棵看似站得很远的树，谁敢断定在很深的地下它们的某些根须没有长到一起呢？不过，打这样的比方容易，要真正把握远近之间的平衡，却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一种相当微妙、需要仔细拿捏和耐心经营的平衡。研究古典学问最忌讳的两件事，一是把现代观念投射到古代的文本中，从而误解了古代，一是误以为现代已经完全摆脱了古代，把古典学问变成博物馆式的研究。要确保避免第一个错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是努力学习古代哲学的同时也努力学习现代哲学，因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恰好和先前提到的相反：不懂古代哲学的学生学习现代哲学，不见得会误解现代哲学，但不懂现代哲学的学生学习古代哲学，则容易误解古代哲学。这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现代哲学不是你不学就可以完全避开的，即使不学，许多现代哲学的观念也在暗地里支配着你的思维方式。至于上述第二个错误，可能仅仅是我出于门户之见才称之为错误，但是，如果仔细比较不同的文明对于现代性的接受方式，不同的人群对于同样或相似的观念所做的转化和消化，还是可以看出有某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根底在背后起作用，这个根底是无法彻底铲除的。如果古代思想毕竟还没有完全死去，而是仍然具有一种独立于现代性、又与之保持着深层关联的活力，那么唯有和它保持一种精确的距离感，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活力的实质，从而才能够期望和它有真正的精神交流。在我看来，实现这种精神交流，应该是古典学的终极意义。
十年前选择读哲学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将来会研究古代哲学，更没有想到会去剑桥古典系留学。但是现在，古典学的印记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我身上。读博的时候，在我们系一次对全市公众宣传古典学的活动中，我在宣传册上面第一次知道了classics这个词的词源：英文classics源自拉丁文名词classis的形容词classicus，classis指的是公民的等级分层，而classicus 特指最高等级，从而指的是最优秀、最杰出的。因此，classicus scriptor指的就是第一流的作家，其作品因为具有永恒的价值而应该被保存下来、传承下去。古典学立足的根本，是古希腊罗马那些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的经典作品，而古典系最起码的使命就是为这些作品培养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当然，每个时代都产生了属于该时代的伟大作品，但是唯独古典作品需要单独成立一个院系来确保它的读者，这是因为讲求效率的现代文明不愿意再让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别无他用的古典语言占据新生劳动力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导致现代大学把希腊语和拉丁语从传统的公共必修课变成了面向少数人的专业选修课，古典作品也纷纷撤退进古典系的院墙之内，静静等待着它们命定的读者。好在无论哪个时代，总会有一些命定的读者自愿牺牲单纯生活意义上的效率，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交付给古典语言的学习和古典作品的阅读和研究，聆听那些最高贵的心灵对于美好生活的探寻。正是他们让古典思想的精神一直存活下去，而古典思想的精神也将一直塑造着他们的生命。